高校学费迎来普涨 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高校学费迎来普涨】具体的是什么情况呢，跟随小编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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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 田进 杜涛

2023年秋季开学季，全国多所高校学费掀起新一轮涨价热潮。

经济观察报梳理发现，今年以来包括上海、四川、吉林等地陆续调整公办高校本专科学费标准，上涨幅度在10%－54%不等。调整后，全国多所公办高校学费跃升至每学年4000-8000元。其中，华东理工大学部分专业涨幅达到54%。按照多地已公布的收费标准通知，此次学费调整实行“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在标准调整前入学的老生不受影响。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国，非义务教育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学费价格因受政策控价限制（公办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多年始终保持稳定，在多位教育人士记忆中，上一次大规模学费上涨还是在2013年，所以此次多所高校集中上调学费价格引发了格外关注。

目前各地把价格上涨原因普遍归结为：多年未调整的学费已经制约高校高质量发展。今年3月，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在调整该省公办高校本科学费的政策解读中称“现行公办高校的学费标准是2000年制定的，已执行22年，与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不相符，不利于该省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且在收费结构上，原有收费类别划分和现行13大类学科门类不相符，亟需调整和规范。”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本轮高校学费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校经费短缺。“首先，各个地方财政紧张，导致依靠财政拨款的高校在经费上受到限制；其次，过去一直执行的收费标准是由政府设定，与高校运营及实际支出存在差距；第三，现行高校收费都是参照十年前的物价水平设定的，无法与目前物价水平保持一致。”

　　一位负责教科文方面的地方财政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从他负责的市属大专高职院校来看，近年来该地高校的学费一直维持在每学年5000元左右。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财政对高校的补助经费只能缓慢上涨，而大规模的投入难度较高。因此，高校只能通过学费上涨缓解压力。“以高职大专为例，假设每名学生的学费是5000元，学校的学生数量在2万人，那么一年的学费收入大约在1亿元。然而，整个高校的支出却在4亿元左右，学费收入仅占四分之一，而其余的支出基本都来自财政拨款。”

上涨的学费也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支持者认为随着物价上涨、教师工资的支出、实验室设备以及高校基础设施建设相应增加，高校酌情涨价无可厚非；批评者认为高校支出不公开，不透明，缺乏统一的学费核定管理办法。

高校的学费可不可以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高校可以根据办学收支情况，从保障教育教学质量出发调整学费标准。但高校上涨学费要涨得明明白白，需要高校核算清楚生均培养成本，而不是简单地以财政拨款减少、学校支出增加为由就提高学费标准。

针对本轮价格上涨，也有教育人士呼吁“改革对高校资源的配置方式”，目前作为高校重要资金来源之一的财政补助收入向双一流大学、重点大学倾斜，无疑会让原本资源就少的地方普通院校“雪上加霜”。与此同时，公办高校价格上涨会进而带动本就缺乏财政倾斜的民办高校开启新一轮学费上涨。

储朝晖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双一流高校本身经费的获取能力要远远高于地方高校。这些高校可以通过科研、实验以及社会捐助获得资金，而地方高校在这些方面的能力要弱得多，这方面也是大家长期比较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如何科学合理地分配教育经费的比例，确保绝大多数学生能够在地方院校享受高等教育内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储朝晖说。

上涨原因

今年1月，四川省率先开启公办高校学费标准听证会。6月，四川省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调整我省公办高等学校学费标准的通知》，从今年秋季学年起，将公办高校本专科的文科类和理工类学费同步上调1100元，分别达到4800元/学年和5200元/学年；医学类专业则上调800-1700元，至5800元/学年。此后，吉林、上海、山东等地先后跟进。

本轮高校学费为何上涨？

预算减少叠加多年未动的学费价格与增高校支出日益上涨的矛盾，被指是此次涨价主因。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23年部门预算，2023年高等教育支出类预算数为10,256,451.61万元，比2022年财政拨款执行数减少396,348.69万元。主要原因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减少。

上述财政人士表示，在政策的引导下，地方前几年都在积极推进高职院校的建设。不少高职院校在校园建设、师资队伍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在地方财政普遍紧张的当下，依靠地方投入已跟不上高职类院校扩建、扩招的速度，这也让学费上涨成为必然选择。”

中国高校经费主要来自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入等。其中，财政补助收入包括财政教育经费拨款、财政科研经费拨款及其他财政经费拨款。事业收入包括教育事业收入和科研事业收入。教育事业收入即学校开展的教学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费、住宿费等。事业收入与财政补助收入也是目前普通高校主要收入来源。

熊丙奇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近年来，由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待遇标准，加之物价上涨，高校的办学支出确实在逐年增加。而很多高校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财政拨款与学生学费，在财政拨款不增加，甚至有所减少的情况下，提高学费标准就是应对办学支出增加的现实办法。

但他也强调高校上涨学费要涨得明明白白。“需要高校核算清楚生均培养成本，高校也应该公布学校的账本。这样一方面可以让公众清晰地知道学校把钱花到什么地方，另一方面可让调整学费标准有充足的理由。”

在核算生均培养成本基础上，熊丙奇建议要确定受教育者承担的适当比例。“发达国家确定公立大学学费标准有两个‘25%’，一个25%是受教育者承担的生均成本比例为25%，如生均培养成本为3万元，学费标准为不超过7500元；另一个25%是大学学费支出不得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超过这一比例会挤占国民的其他消费支出。计算两个25%，取其最小值作为确定学费标准的依据。”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9万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万元。

据此测算，熊丙奇认为7700元学费占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约21%，但却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8.5%。“因此，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看，把学费上涨到7700元没有问题，而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看，则远超25%这一比例，会增加农村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

部分学生承压

7月，大一新生李慧（化名）在得知学费涨了30%-40%后，后悔不迭。这个来自湖南一座县城的女孩，原以为她以607分考入上海的大学就能开启新的篇章，却未曾料到还未走进校门，上涨的学费已经成为这个暑假她和父母频繁争吵的导火索。

李慧承认自己当初只想考入大城市，留意了像上海这样大城市的学校排名，而忽视了学费价格。直到一所上海高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连同缴费通知单像冷水一样把她泼醒，学费6500元/年、住宿费1200元/年，加上零七八碎的教材费、医疗保险、棉被床单等费用，加起来1500元左右，一年合计约9200元。

“算上步入大学需要新配置的电脑和手机，这将使支出又增加一万元。”李慧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长年工作不稳定，靠安装防盗窗赚取收入，有活儿的时候平均每月到手5000元左右，没活的时候一个月没有任何收入；母亲在一家自助火锅餐厅当服务员，月收入仅有2600元，家中还有一个弟弟正在读初中。

在开学前的一周，李慧和父母还在激烈地争吵每个月生活费应该多少。她的父母只想拿出1200元，这个数额对于湖南一个地级市来说足以应付一个月的基本开支。“我们这里吃个快餐也就12块，一家四口一天的伙食支出四五十元，所以在我父母眼里这些钱肯定是够的。”然而，李慧也清楚地明白湖南一个地级市的物价水平无法与上海相比。

小赵也是今年高考被四川一所二本院校录取的大一新生，一年学费近1.7万元。为缓解学费和生活费支出压力，暑假一开始，他就和同学来到上海租一辆每月700块钱的电动车，住每月八百块钱的八人间，开启了送外卖的历程。

在上海静安区，小赵每天骑着电动车穿梭在街头巷尾。一天30-50单，每单可获收入大概在6—7元之间。他会在上午10点出发，然后跑到晚上八九点钟收工，下午三四点没单的时候他也会停下来吃顿饭，休息一下。

小赵说自己的家庭很困难，除他之外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所以在看到学费通知时压力很大，面对开学后“学费＋生活费”接近2万多元的支出，他说“当时是抱着不能再给家里添负担的心情来上海打工的。”

现在两个月过去，小赵收入达到了一万元。这笔钱对他来说心满意足，“挣的钱基本就是自己接下来一年的生活费。”小赵并不知道今年入学的学费与去年相比是否出现增长，但他认为“如果学费再上涨，我们广西这些小地方的学生肯定不敢考出去了。最多只能读些本地便宜的大专院校。”“因为在我们当地一些家庭，一年根本攒不下两万块钱。”小赵说。

为规避普通家庭学生受到冲击，多地在上调学费价格的同时，也强调将全面优化学生资助政策。优化“奖贷助勤补免”体系，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上海市发改委在发布《关于优化本市公办高校本专科学费形成机制的通知》时提出，严格按照规定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4%-6%的经费用于帮困助学。做好资助政策宣传，确保学生和家长全面、准确知悉。吉林在本科学费结构性调整的通知中也强调，严格执行各项资助政策。要求各高校落实好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应按规定及时足额发放奖学金、助学金，帮助学生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储朝晖认为，高校收费上涨确实会影响到农村和城镇普通家庭的孩子，一些农村家庭的孩子在目前阶段也确实存在支付不起学费的问题。虽然现有助学贷款等政策能够确保让每一个孩子不因家庭困难而失学，但这些都是有成本的，在当下就业形势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家庭会感知更为明显，因心存犹豫而考虑如何支付这笔钱。长期来看，这会对一些农村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大学形成一定障碍。

对于这种情况，他建议地方财政、高校与社会力量应共同承担一定责任。具体可以参照国际上一些做法，对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更大额度的助学金，提供更多的保障。“有些财政经费可以定额发放到需要解决经济问题的学生账户里，用这种方式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仅仅通过助学贷款。”

如何更合理的分配教育经费

在本轮公办高校调整学费价格的过程中，如何科学合理地分配教育经费亦被提及。

与国外一些好的大学都是私立学校不同，国内办学质量高往往都是双一流大学，它们能够得到更多的财政倾斜，同时凭借自身科研能力、社会捐款和校办经营等活动中获得大量收入，而一些地方院校往往在财政补贴方面不但与重点高校差距甚远，在资源方面也无法与重点高校作比较，因此成为了本轮上调学费价格主力。

上述财政人士称，省属高校采取省市共建的模式，市级财政每年会拨给省属高校经费支持。但是，这种学校的经费主要来自省级财政部门的保障；对于市属高校，市级财政主要采取定额划拨的方式，以前是按照学生数量计算，现在为了激励学校不盲目扩张，学生数量仅作为一个参考因素。此外，还要考察学校的办学质量等。”

储朝晖说，在我国政府承担了教育经费的大部分，且相当大的比例投入到双一流高校，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投入到了省属高校和地方院校，必然会导致地方高校要提高收费才能维持运转。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如何科学合理地分配教育经费的比例，确保绝大多数的学生在地方院校享受到高等教育范围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储朝晖认为：“这是政策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而双一流高校不仅享有全国的关注和支持，同时也是地方的重要资源。据上述财政人士介绍，“一些双一流学校在某地设立了一个研究院，每年地方政府会提供几千万的资金支持。这种支持相当于使用了名校的品牌资源，同时上级财政部门还要负责这些名校在当地建设和运营费用。此外，市县一级也要提供配套资金，这给一些财政紧张的地级市和县区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熊丙奇说，过去几年有学者建议提高双一流高校的学费标准，但最后都无疾而终，主要原因是舆论对于学费涨价的敏感度较高，一旦涨价就会有人质疑增加了贫困家庭上名校的负担，但实际上进入名校的贫困大学生比重并不高。相反一些没有财政补贴，或者财政补贴很少的民办高校和高职院校中，农村大学生的比例反而占到了80%。所以，应该如何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与高校整体办学理念有关系。

因此他建议改变原有高校的资源配置方式。熊丙奇说：“无论学生进入的是民办学校，还是公办学校都应享有一样的生均经费，享受到国家的公共教育资源。这几年有些地方会给民办学校一定生均经费，但无法与公办校获得的拨款相比，这也牵扯出公平的问题。由于民办学校主要靠学生学费办学，因此办学条件整体比公办校差，怎样配置高等教育资源，促进各类学校能够在自己的定位上办出高水平，其实就牵扯出高等教育发展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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